促进经济增长与提高社会福利一直是发展经济学领域非常重要的议题。近四十年来，中国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巩固现有成果，通过将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为其他国家发展提供借鉴，为解决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核心问题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的支持，成为了亟待突破和完善的重大课题。围绕上述问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科研团队与其他科研机构的优秀学者们形成了研究共同体，积极展开各项研究，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

　　科研团队聚焦四个方向，一是总结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规律，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二是研究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与创新的关系。三是关注地区平衡发展问题，研究在大规模脱贫成功之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问题。四是以“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为平台，通过大规模“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s），聚焦消除数字鸿沟、人工智能与低收入人群健康、金融教育、消费者行为、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本培育、身份认同等公共政策领域，评估政策效果，优化政策实施路径，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近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了第九场“双一流学科建设重点研究方向”系列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围绕“发展经济学与共同富裕”的研究方向，介绍北京大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重点研究问题和研究优势，并结合嘉宾们的学术成果与前沿探索展开讨论。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张晓波教授担任主讲人，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黄季焜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王辉副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沈俏蔚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光华管理学院教师、访问学者及博士生线上线下共计八十多人参加了本次研讨。

　　会议伊始，张晓波教授首先对今天的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明确本次研讨会将聚焦以下四个问题：第一，总结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规律，尤其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这个课题对完善发展经济学理论，增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自信有很重要的意义。第二，研究产业转移、产业升级与创新的关系。第三，关注地区平衡发展问题，研究在大规模脱贫成功之后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问题。第四，如何以“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为平台，通过大规模“政策实验”（policy experiments），聚焦消除数字鸿沟、人工智能与低收入人群健康、金融教育、消费者行为、文化价值和行为模式、技能培训与人力资本培育、身份认同等公共政策领域，评估政策效果，优化政策实施路径，切实推进共同富裕。

　　随后，张教授对发展经济学这一领域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二战之后，看到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和苏联的迅速工业化，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认为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可以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弥补发展中国家所欠缺的资金和基础设施，通过“Big Push”迅速实现工业化。但随着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系列带有计划色彩的投资驱动的发展战略暴露出明显问题，世界共识开始“从左转右”，并产生了与市场化改革有关的十条华盛顿共识。人们发现结构化改革的推广并没有一劳永逸，反而产生了新的经济危机问题。发展经济学研究在当时更注重发现普世性真理，并没有关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于是，周期性问题不断出现。

　　近期，发展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开始反思，学界展开了“大与小之争”（Big and Little Ideas）——如果结构性改革过于困难，那么不如选择从边际实验入手，从细微处改变。这也意味着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运用RCT（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s）来做研究已经成为主流。通过RCT得出的结论被称为“golden standard”，目前也有很多实验正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诸如给一些非洲国家发放蚊帐以降低疟疾感染率、给创业者发放现金、为小微企业进行财务管理培训等。而RCT这种方法也存在局限性，首先是很多研究无法通过实验的方式来验证；其次是外部有效性问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广RCT研究中的结论，是值得探讨的；此外，RCT一般更注重局部均衡（partial equilibrium），但我们需要谨慎对待RCT的操纵对整个经济体产生的一般均衡效应（general equilibrium effects）。张教授指出，“RCT背后蕴含着经济学背后的原理，对于理解人的行为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应当利用好这一工具，但不能将其当作唯一的工具、甚至当作目的本身。”

　　接下来，张老师总结目前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存在三个特点：一是需要补短板，且补短板是个长期工作；二是执着寻找普世良方，对不同发展阶段的独特性重视不足；三是仍为西方主导，忽视地方精英和草根企业家的作用。针对上述理论短板，哈佛大学的学者Hausmann与Rodrik提出了增长诊断理论，主张依赖国际机构或者中央政府来做诊断；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理论，主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地区寻找比较优势，构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发展经济学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最亟待填补空白的问题，是如何将上述原则落地为具体的实践。”张老师如是说。

　　“经济发展是一个从0到1，到N，再到Q（高质量）的过程。不同阶段面临的挑战和解决方案不一样。因此很难依赖中央政府或者国际专家来开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子。”张老师认为对于如何实现从0到1的突破，目前我们仍然知之甚少，这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少成功的案例，也是因为发达国家早期的数据缺乏且缺少相关的因果推断研究。中国的快速发展、地区差异、政策变动、外在冲击等因素为研究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农业改革的成功启动了工业化的列车，而中国的工业化奇迹则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

　　张老师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历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集群化的发展模式，其核心作用在于利用劳动力富裕和民间社会信用强的比较优势来降低投资门槛、克服融资约束和降低执行合约的成本，如“棺材之乡”山东菏泽、“假发之乡”河南许昌等。以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发展为例，张老师发现集群产业应对流动性问题的主要方式是依赖亲朋好友之间的信用进行借贷；在执行合约方面很少签订正规合同，基本私下解决冲突。政府的政策优惠和贷款支持与个体工商户的简单市场相结合，利用靠近市场的优势，让工人不断积累技能、详尽分工，并依靠民间社会信任强，初始投资需求少等因素共同促成了濮院羊毛衫产业集群的成功。张老师又举了河南平舆产业集群的发展案例：2016年之前，政府主要采取“招大引强”的招商引资策略，但均以失败告终。此后，通过“以商引商”的方式，以其劳动力成本低、土地资源充足的优势吸引了宁波商户，再通过商户所在的商会吸引了大量的商户投资。面对劳动力不足、厂房不够的问题，平舆政府通过建立村加工点和外包商制解决了劳动力短缺的瓶颈问题。上述尝试解决了6000余人的就业，其中23%来自贫困家庭，进一步印证了集群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有利于共同富裕。

　　张老师总结认为，有关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初期，可以利用比较优势（劳动力充足、民间信任强等）来克服金融和制度的不完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升级和转移（N到Q或者R）等问题凸显出来，提高人力资本、完善制度环境等措施变得更为重要。讲好中国故事，就有可能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做出贡献。

　　最后，张老师指出北京大学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具有的研究优势。第一，人才的集聚有利于创新，北大既有林毅夫、姚洋、黄季焜、周黎安、陈玉宇等资深学者，也有遍布经济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南南学院、光华管理学院等机构的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青年才俊，还有联合开展的发展经济学领域院系交流。第二，数据的支撑必不可少，很多参与改革和主要政策制定的人、第一代企业家还健在，可以直接询问发展的历程和内在的逻辑，这是我们的中国优势。北大主持建立了许多调查数据库，如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小微经营者调查（OSOME）、百村调查、CFPS、CHARLS等；行政记录数据（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如工商注册、海关出口、专利、土地拍卖、政府招标、法院判决、GVC等也十分丰富；还有其它大数据如交通网、卫星图片、货运、招聘、政策文件等的支持。张老师指出，中国独特的发展背景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让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大有可为。

　　黄老师以“农村经济转型理论与政策”研究为核心，分享了如何利用新的农村经济转型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实现共同富裕，并介绍了自己目前的研究进展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黄老师介绍了研究背景：19-20世纪OECD等发达国家在经济结构转型（即从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变）过程中，虽然没有实现共同富裕，但基本实现了增长与公平的双重目标；农村发展促进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结构转型带动农村经济转型。具体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和非农部门趋同，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异。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早期针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近期针对农村转型与贫困问题，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研究。但过去经典的结构转型理论没能解释和指导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的实践，如196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起始发展水平差异不大，但在2010年代经济增长和减贫速度的差异却不断扩大。黄老师指出，发展中国家现在不但要实现快速和公平的农村经济转型，而且要面对可持续发展挑战，因此需要新的农村经济转型理论来指导实践。

　　接下来，黄老师介绍了近年来关于农村经济转型的国际研究，农业经济转型的定位最关键的有两个指标：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和农业劳力就业转型。其中前者是指随着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逐渐向商业化、高价值和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的过程，后者是指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逐渐从农业转向工业/服务业的过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经济转型有自身特点，可以用类型、阶段和速度三个路径指标来衡量，对于转型后的效果，也可以用增长、公平和永续三个指标来衡量。同时，农村经济转型关乎全球多数人口的生存和福利，关系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改善，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随后，黄老师介绍了1980-2012年亚太地区主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经济转型、结构转型及其效果。研究发现，农村经济转型和结构转型都较快的国家，农民增收或减贫速度也越快；反之亦然。未来黄老师也将以更多国家和地区为对象，在国际上发起农村经济转型研究计划，继续研究农村经济转型的一般规律。具体而言，研究聚焦于上述农村经济转型的路径和效果，关注其在不同地区是否存在共性、如何建立农村经济转型拓扑学、农村经济转型三大驱动力制度、政策和投资对于路径和效果影响的顺序性、如何促进农村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革的良性循环等问题。黄老师介绍了农业经济与发展经济学的几大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研发与科技创新、公共物品和人力资本、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与效果评估如何模拟和影响农村经济转型，并进一步指出现有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没有把农村发展作为转型过程来研究；此外，还需要研究制度、政策和投资影响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效果的顺序性。

　　回答上述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也可以满足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发展倡议的战略需求，向世界提供关于农村经济转型的“中国智慧”。黄老师相信中国学者在开展农村经济转型研究上具有改革经验、学术积累和比较研究上的优势，具有更高的突破潜力。

　　黄老师介绍了农村经济转型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主要框架。第一，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农村经济转型及其驱动力入手，进一步研究制度、政策投资等因素如何驱动转型速度和效果，以及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一般规律的问题。第二，研究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的关系问题，早期农村农业发展对结构转型起着重要作用，后期结构转型反作用于农村的力度更大，需要探讨前期与后期如何形成良性循环的问题。第三，利用农村经济转型的仿真实验与综合政策模拟分析系统这一跨界技术，探索生物技术如何驱动转型及转型效果。第四，建立关于农村转型的理论方法和政策的相关评估系统。

　　黄老师坚信，其团队创建的农村经济转型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心，在学术上能够取得持续创新。同现有研究相比，黄老师关于农村经济转型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有如下三方面的突破：一是从不同国家的农村发展过程开展研究，并在海外初步建立了研究基地；二是从多领域（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公共物品、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和多层面、多视角的影响开展研究；三是开展多目标优化（增长、公平和永续）和动态过程优化研究。

　　结合中国实证，黄老师进一步探索农村经济转型路径与主要驱动力。他指出，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粮食为主的农业向多种经营转变后，农户向农业和非农就业、农产品向高值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制度、政策、投资三大要素十分重要，而这三者的顺序性更为重要。

　　黄老师指出，我国应该发展高价值农业，农民才能富裕。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关键，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把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只有实现从农业劳动收入向非农业劳动收入的转向，才能实现农业强国和农民富裕。黄老师近年来在Nature Food, World Development等期刊发表多篇推进农村经济转型的重要论文，主张推动全球和国家食物系统向公平生计转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根基；政府和企业有责任通过建立创新的制度、政策和投资来保护和改善的生计。同时，黄老师还在国际积极发声献策，如作为联合国和G20高级别专家和行动小组协调人，提出促进全球农村经济转型的政策建议和倡议，其政策建议在非洲、越南、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影响。

　　最后，黄老师介绍了他关于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两个愿景。第一，他认为要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农业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必须趋同，因此需要大幅减少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在未来30年减少1.45亿农业劳动人口，实现“大国小农”的愿景，而这一任务是非常艰巨的。第二，他认为要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只有养殖业向规模化、种养结合的现代化方向转型、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才能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实现大农小农共同富裕。聚焦于上述愿景，黄老师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第一，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中小城市、县城和乡镇，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从而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第二，夯实“藏粮于技、藏粮于地”战略；第三，在保障口粮安全情况下，农业逐渐向现代高效绿色的高值农业发展方向转型。

　　姚洋老师首先提纲挈领地指出，“当下中国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中国为什么成功。如果把我们的任务聚焦于解释中国的错误，我们将会失去一个伟大的时代。”姚洋老师指出要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嘱托与日常研究相结合，脚踏实地做研究。

　　随后，姚老师指出，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设定研究议题，关注自身问题和对中国有用的问题，而非随波逐流。同时，还要对经济学的发展有所贡献，把经济学研究当做事业而非工具。其次，从研究主题的角度，可以从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方向展开。第一是中国式现代化，从过去着眼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尤其需要关注建国后30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思考如何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奇迹发生的意义。在这里，姚老师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如苏区妇女解放的影响、50年代妇女参与政治的长期影响研究、党员密度与饥荒程度研究、前30年的工业建设的长期影响研究、上山下乡对农村教育的影响研究等。第二是有许多当代的议题值得我们研究，其一，脱贫工作研究，姚老师结合亲身经历，介绍了我国生态移民、定点帮扶、对口支援等国家扶贫创举，通过授人以渔提高农民再生产能力，进而实现脱贫与共同富裕。其二，中国的分权问题研究，结合乡村治理问题，讨论近年来基层选举的削弱以及政治层级的演化如何影响农民福利，进而探索分权为什么能够在中国成功。其三，利益集团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例如，非洲的利益集团左右了当地民主体制，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中国如何打破利益集团政治完成自身突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的研究需要关注中国如何发挥作用，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但目前却极少体现在学术研究之中。这说明当前学术研究与官方论述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可能存在不利影响，例如，关于反腐问题，在惩治、增强法治建设的同时，反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是值得研究的。

　　最后，姚老师介绍了自身过去十年间关于我国官员选拔制度的研究，结合中国独特的官员选拔制度这一特有实验场和官员电子履历等数据的收集，从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切入，研究这一巨大组织的结构与内涵。同时，姚老师聚焦于官员人力资本这一客体，探索了官员个人积累人力资本所构成的官员体系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王辉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分享的核心为“对再分配的偏好”，强调了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意义——经济学上的左或右将会对政治上的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并介绍了目前国际前沿相关研究。

　　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是一条描述个体政治经济立场的坐标轴。通过展示政治光谱表中的差异，王老师指出，从不同的维度来看，和对于社会议题的观点完全不同。当我们聚焦税收这样重要的经济政策，调节收入不平等的二次分配手段时，和对其同样会有不同观点。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保守派）竞选人是纳税大户，因此会倾向支持减税，拒绝用自身劳动所得帮助少数族裔和；拜登作为（自由派）竞选人就会要求增加税收保障少数族裔和的基本生活水平。而对于选民而言，正常时期的政治立场应该在光谱上呈正态分布；在经济下行的困难时期，则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选民政治立场会偏左。

　　以美国为例，PEW研究中心对于1964-2018年间美国工人小时工资增长的增长趋势分析显示，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近60年间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并未得到显著增长，而同时期美国的人均GDP却以约年化2%的速度增长。显然，普通工人并未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相关劳动经济学的文献显示，同时期技能型工人（Skilled Labor,即受高等教育的工人）工资，以及资本收入占GDP比例显著增加。这些指标均揭示了60年代以来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恶化。

　　PEW研究中心同时发现，收入的不平等带来了选民政治立场分布的极化，持极端左以及极端右的选民都迅速增加。虽然根据中位数选民理论，在任总统的国家政策不会发生显著变化，但当前总统会较之前的总统面临更大的国内压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政治光谱会越来越极化，国内政治压力会越来越大，社会的撕裂程度也会越来越高。”王老师如是总结道。政客处理国内矛盾的方法是向外转移国内矛盾，将工人阶层收入没有得到显著改善的原因归结为制造业的流失，因此才会采取贸易战、打压中国企业等方式来缓解矛盾。

　　王老师进一步介绍到，最新的经济学文献发现，选民的政治立场甚至会受到数字媒体大数据算法的影响。例如，特拉维夫大学Roee Levy助理教授2021年发表的研究展示, Facebook会持续推荐与用户本人立场相同、同时攻击其他立场的内容，由此会导致政治光谱两端的民众思想越来越相互对立，水火不容。文章用实验的方式证明，如果向读者推荐反向立场内容，人们也愿意点击阅读，同时降低自己的观点极化程度，此影响具有长期效应。

　　接下来，作为文献研究的总结，王辉老师强调了选民的“再分配偏好”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与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以美国的政治框架为例，选民的偏好和倾向直接影响政客对于相关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而选民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如收入、教育、种族等因素决定了其对于“再分配政策”的支持程度；同时，选民的“再分配政策”立场也会受到诸如过往政策，媒体宣传，算法推送等因素的影响。

　　最后，王辉老师介绍了自己关于“收入再分配偏好”的两个相关研究。第一，通过实验的方式，探究介绍间接税的信息提示如何影响人们税收政策的偏好。该研究的背景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在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对于个人收入直接征收的税收比例较小，而企业增值税这样的间接税则占到较大比例。政府向企业征税的同时，企业会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将税收间接转嫁给消费者，因此，民众容易忽略到自己无形中缴纳了很多间接税。本研究的设计思路是，向受访者展示间接税的相关信息，使他们意识到自身正在向国家缴纳一定程度的间接税，随后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对富人征收更高的税率。研究的结果发现，在了解间接税的相关概念与事实后，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支持更加累进的税率；而高收入群体则倾向于减少自身的税收负担。该研究表明，提高间接税的显著性可能会加剧在再分配问题上的观点极化。

　　王老师介绍的第二个研究聚焦于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现在对再分配的偏好。该研究关注新中国消除贫富差距的重大历史事件（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现在人们再分配偏好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父辈为改革的受益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信息冲击会使个人更支持政府再分配，此效应在低收入群体中更加显著。

　　沈老师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为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的在研项目、聚焦方向、合作资源与实验室成立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希望通过严谨的实证方法，回答与社会民生福祉、共同富裕相关的问题的期待。

　　首先，沈老师围绕着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成立背景与意义展开分享。2022年3月，“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正式启动，实验室基于实证研究，力求用严谨的经济计量方法探索行动方案；通过科学方法和大规模的对照实验确定政策的有效性、针对性和实施成本，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

　　接下来，沈老师介绍了目前实验室聚焦的五大研究领域。第一，人工智能与共同富裕。研究方向包括：在农村地区针对低收入老年人群体，探索将人工智能用于防治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可能性，探索慢病管理的可推广模式；利用华为智慧助老项目，探究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带来的影响。第二，教育与共同富裕。例如，关注低收入群体金融知识匮乏问题，探究如何通过金融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研究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非认知技能的训练对未来学业表现、工作收入带来的影响以及教学方式对科学思维的影响；研究教师培训对于教学质量的影响。第三，消费者行为与共同富裕。研究包括如何通过行为干预促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促进节能行为等。第四，文化行为模式与共同富裕，研究如何通过改变和塑造文化行为模式以促进共同富裕。第五，技能培训与共同富裕。低收入群体往往因为受教育水平、工作技能和信息获取能力的不足，在就业市场中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该研究方向关注如何通过技能培训提升他（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而提升其收入水平进而降低不平等。

　　最后，沈老师指出，北大光华共同富裕行动实验室是一个开放式的研究平台，在与企业、政府、公益平台等的合作中不断继续推进新的项目合作，并期待继续与各位学者探讨、碰撞出更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合作方式。

　　未来，北大光华将以“有组织的科研”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围绕“发展经济学与共同富裕”开展学术探索，充分发挥北京大学及光华管理学院的师资与平台优势，凝聚社会各方研究力量，通过随机实验的形式对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探索，对不断涌现的创新政策进行及时评估与改进，为助力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建言献策。CQ9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