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盛华学院”）位于贵州省黔南州惠水县，是一所普通的民办高职，但它身上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它是一位台湾企业家领袖和一群教育精英联手创办的；它建在山沟沟里，离最近的县城还有十几公里，却常年有几十位来自国内外顶尖大学和机构的志愿者教师驻扎在这里；它的很多学生高考只有两三百分，但毕业后却可以进入行业头部企业工作；它作为一所普通院校，却开办了两个招收盲人学生的学院——盲人学院和盲人音乐学院。这些特殊之处容易被讲述、被标签化，客观上为它带来了曝光度和更多的办学资源。但有时也会掩盖掉它和其他职校一样需要面临的那些问题，比如社会观念中对职业教育始终存在的偏见与歧视，比如来自优势学校的生源挤压，比如教学创新与现有制度、复杂人性之间的强大张力。我们很难说盛华学院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现成路径，但他们的努力与尝试，他们在取舍之间所依循的价值与标准，他们把有弱点甚至有残缺的年轻人推向真实世界的坚持与决心，或许能给我们每个人带来启示。

　　在地图上，百鸟河是一条无名小河，弯弯曲曲，从黔南的山里流出，没多久就汇入涟江。涟江属于珠江水系，最后入的是南海。这里的很多村民，一辈子也没见过海，他们把自己的村子，取名叫百鸟河村。盛华学院就建在村后的山里，周边的村民有人说它是惠水县的“北大”，也有人调侃它是“百鸟河大学”。

　　每年9月，新生入学的那天，是百鸟河一年当中最热闹的一天。天刚破晓，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打破山林间的寂静，宿舍楼也有了动静，食堂阿姨们最早开始忙碌起来。到早上八九点，第一批从贵阳接站回来的大巴车驶入校园，新生们刚下车，还在四处张望，等候已久的志愿者就迎了上来。还有的家长是开车来的，学校对面的河岸边有一块长满杂草的空地，前两天被开辟出来，现在很快就挤满了小轿车、面包车和带篷的小货车。

　　“真小，还没我们高中大！”和很多人一样，陶金锁第一次到这所学校时也惊叹道。她是在隔壁的长顺县读的高中，那是百鸟河的上游，离这里不到10公里。但来这里之前，陶金锁对这所学校的了解仅限于班主任经常用来告诫他们的话——“考不起就去百鸟河大学，学费贵死”。她果然没有考起，离本科线差了十几分。她们那个班还是高中的好班，但40多人大多都没考起，最后只有一个人上了本科。

　　今年9月开学季，盛华学院招收了1300多名学生，其中大多数都来自西南山区的农村

　　陶金锁说，自己是歪打正着才来了盛华学院。高考成绩出来后，陶金锁把填志愿的账号密码都给了高中班主任，让他随便填，反正自己也不一定会去。她考虑过复读，但复读费要一万多，她不舍得，也怕家里掏不起。她想出去打工，但妈妈说她年纪小，个子也小，打工没人要。最后，盛华学院把她录取了，给她提供了一个去处——班主任仿佛跟她开了个玩笑。

　　陶金锁今年读大二，刚满19岁，有一双大眼睛，脸圆圆的，身材瘦小，话语间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头。盛华学院是民办院校，一年的学费是6500元，加上学杂费等，陶金锁开学要交8000多元。相比大部分民办专科学校，这个学费已经算低的，但陶金锁今年开学还是向学校申请了缓交学费。她还有个弟弟，妈妈刚给他交了学费，要等下个月发工资才有钱给她交。

　　当地人经常调侃的“百鸟河大学”，在外界的名声似乎更好。从几年之前我们开始报道职业学校以来，已经有不同的人推荐过这所贵州大山里的学校。他们说，这个学校挺特别的。于是，今年8月底，赶在开学前夕，我们先飞到贵阳市龙洞堡机场，然后换乘汽车，一路向南，前往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惠水县。高速公路穿行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之中，窗外是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头。下高速后到县城的那段路坑坑洼洼，小车疾驰在上面像坐过山车一样，但从惠水县城转入去学校的这条路，则是一条新修的柏油路，依山而行，平坦舒适，两侧是茂密的松林、红枫林。百鸟河就藏在这山中，它是一条山间径流，最宽处也不过几米，河水清澈见底，水草丰茂，两岸的竹子肆意生长。盛华学院被这条河完完全全地环绕着，背后就是山，连围墙都省了。

　　今年新生报到是在9月2日，第二天的统计数据出来，实到人数是1300多人，报到率在70%左右，这比负责招生工作的副校长龙度勋预计的要低一点点，但相比前几年高职大扩招带来的压力，今年情况还算不错。今年初，他们制定招生计划时定的录取指标本来是2500人，但考虑到市场需求和学校办学的实际，到3、4月份，他们把招生计划的人数砍到了1900人。在这几年日益增加的招生压力背景下，他们是省里民办高校中为数不多的自己主动压指标的学校。

　　很多人来学校后都会问：盛华学院当初到底是怎么建到这个“山咔咔”里的？这就要说起两个关键人物：王雪红和孙伟。王雪红是台湾著名电子制造企业HTC的董事长，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她和丈夫陈文琦就捐资支持大陆的救灾工作，二人还捐资设立了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专门用于贫困地区的公益慈善行动。孙伟则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计算机学院终身教授，留美多年，回国后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创立软件学院并连续担任了12年院长，把软件工程一级学科带到了全国第一。王雪红夫妇和孙伟是多年好友，几个人一碰撞，就产生了公益办学、教育扶贫的想法。

　　王雪红这边负责捐资，孙伟则组建了一个年轻精干的团队，其核心骨干都出自北航。1980年出生的盛华也是其中之一。他和盛华学院同名，完全是一种巧合，他们当初也并未觉得需要回避这种巧合。盛华是安徽人，从北航毕业后，留在学校担任分团委书记。北航早年在广西北海市创办过一所分校，2005年，孙伟和盛华都被派到这所学校去搞过管理，2008年才回到北航。盛华学院的办学团队就是在北海这个团队的基础上形成的。2009年，筹备组就成立了。

　　一开始讨论的时候，他们想做一个书院，名字都想好了，叫作永庆书院，是为了纪念王雪红的父亲、被誉为台湾的“经营之神”的王永庆老先生。盛华解释说，他们当时就是想做一个小而美的教育样板出来，而不是说一下子要覆盖多少人。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书院制不可行，因为它没法和国内的学历教育连通。“你不能说只是暑假让学生偶尔来一下，那平时怎么办？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做高等教育，但要申办一所普通本科大学，难度非常大，最后只能办了一所高职。”办职业教育，对团队来说没有任何经验。

　　既然是公益办学，当然要找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筹备组去查过很多数据，还看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些报告，当时都显示贵州省人均GDP、农民人均年收入、大学入学率等指标均在国内排名末尾。去贵州，达成共识。到选址，他们思路同样清晰。“首先排除贵阳市区，因为在那里办学只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又不能离贵阳太远，要绕着贵阳周边找，半径是离贵阳的机场不超过100公里。”盛华告诉我，那时候他们已经精准地认识到了，“我们这群人来办学，一定是把外来的资源带到这个地方。当时高铁还不普及，贵州的地面交通比较落后，那就只能靠飞机，所以离机场不能太远。”

　　绕着贵阳周边找了一圈，百鸟河村进入视野。当年从贵阳市到惠水县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到百鸟河的路很难走，要先走省道进到村里，再走小路绕上山。在百鸟河边，有几个山包包围起来的坝子，当时都是水田，筹备组就挑中了这个地方。他们不放心，还专门请清华大学搞规划设计的教授来看过，得到了可行的答复。盛华说，学校的实际占地面积其实只有130多亩，教育部门当时规定的高职院校最小规模是150亩，好在给少数民族地区和西部地区留了个口子，他们才得以过关。

　　省里市里都挺支持，但到了下面还是有不同声音。一群外地人，个个顶着博士、教授的帽子，背后还有台湾企业家的资助，为什么要跑到这穷乡僻壤来办学校？“当地有些村民就猜测，觉得我们是过来搞房地产开发的，占了地，以后建度假村盖楼房。”盛华回忆道。好在这些声音基本都在他们内部消化了，并没有对办学形成阻力。

　　2011年，学校落成，开始招生。这群外来的精英很快就尝到了真正的苦头。盛华说：“刚开始，招生还是蛮痛苦的。我二十三四岁留校做辅导员的时候就代表北航出去招生，到一个地方，市里的领导会宴请高校的招生人员，一般是清华北大的人坐主位，我们挨着他们。到盛华学院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觉得你是民办的，又刚创立，还说不收学费，首先就怀疑你们是不是骗子。”头几年，几个校长每年都要带着招生组一个县一个县地去跑，有时到一些学校，门口保安听说是来招生的，连门都不让进。第一届，他们录取了300多人，但实际到校的只有170多人，有些家长带着学生来了后，一看这环境，又拎着行李走了。

　　在贵州师范大学当过历史系主任、旅游学院院长的杨绍先，退下来后，被请到盛华学院做了十多年常务副校长。他如今70多岁，仍在主持学校的日常工作。杨绍先当过很多年的贵州省高考阅卷文科阅卷组负责人，是省里有名的高考专家。这个身份很特殊，很多中学都会请他去开讲座。到盛华学院后，他就利用这层身份，每次下去开讲座，讲完了顺带给盛华学院打打广告。他常去的都是一些落后地区的薄弱学校，去得多了，疏通了关系，招生的时候就有了便利。就是这样，学校的招生规模才慢慢壮大起来，终于像所大学了。

　　特殊的办学背景，给盛华学院带来了曝光度和令人羡慕的办学资源。后来的很多年里，学校经常有各级领导来访问。在疫情之前，常年有20名以上的来自欧美等地区的外籍志愿者教师，还有来自国内众多名校名企的教授、专业人士为学校提供服务，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很多人不知道，孙伟本人作为学校的执行校长，其实也是一名志愿者。

　　这样一所学校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办学者们一个个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孙伟想办一所“不一样”的大学，他后来在自述里这样写道：“如果办一所常规的、平庸的、追求财务投资回报的大学，肯定不是我千里迢迢来贵州所追寻的，更不是一批世界各地的爱心志愿者到此来的目的。”孙伟所说的“不一样”，体现在学校的方方面面。

　　盛华学院附近没有酒店，很多外来的客人都会入住学校的学术交流中心。那其实是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自运营的一家酒店，在前台值班的经常是学生，有时候对流程还不熟练，却因此给客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教学楼和体育馆之间，有一道长长的墙，墙上印满了师生们的笑脸照片，他们把这里称之为“微笑广场”。杨绍先向我介绍说，来盛华学院的学生过去很多都是不受重视的孩子，出身贫困，或者成绩很差，在生活中不自信，少有笑容。所以，他们把微笑、你好、hello这样的标语、符号，挂在学校很多显眼的地方。

　　还有很多男生入校前就养成了抽烟喝酒的习惯。盛华学院早些年做过一个粗略的调查，发现学校男生中有3年以上烟龄的人占比竟然超过50%。龙度勋说，有段时间，宿舍和卫生间里被他们弄得烟雾缭绕，师生意见很大。堵，肯定是不行的。后来，学校就在教室和宿舍区提供官方的露天吸烟区。作为一个老烟民，杨绍先还组织过烟民聚会，和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吸烟史，一起倡导戒烟行动。当时有个规定，对于同意戒烟的学生(每个月逐步减少，以半年左右彻底戒除为目标)，学校免费提供戒烟糖。

　　陶金锁的老家在安顺市平坝区的一个村子，紧挨着贵阳市花溪区，属于后来的贵安新区范围。2014年，贵安新区作为国家级高新区的规划被批准，其后几年迅速成为全省的数字产业中心。小时候，她爸妈在煤场里给人拉煤，家里有四台车，两三年就盖起了一栋三层的小楼。但她小学四年级那年，一条新的高速路要经过村里，他们一家人的命运由此转折。这条高速公路刚好穿过三个村子的交界地带。陶金锁说，按照当地的习俗，那个场地是每年春节大家聚在一起过节赶场的地方。最后，三个村为争夺这块土地打了一架，闹出了人命。她爸爸去自首，被判了15年。“就是那之后，我妈怕邻村的人来报复，把我和弟弟都送到了长顺县的外婆家。”

　　陶金锁初中成绩还不错，上的是尖子班，中考考了400多分，超当地普高分数线多分，但最后糊里糊涂去了一所刚刚建好的私立高中。这所学校是当地从外面引进的，实行军事化封闭管理。“把我们哄进去后，每天早上6点半跑操，然后打扫卫生，任何电子产品都不能带，充电线要没收，甚至用来充台灯都不行。”陶金锁说，“学校招生的时候宣传说他们上本率有80%多，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算出来的。”

　　陶金锁的妈妈长年在浙江的工厂里打工，放寒暑假的时候，她和弟弟就去姨妈家。为了给妈妈减轻负担，陶金锁想各种办法赚钱。高中的时候，她跟一个平台签约当主播，用手机直播唱歌。她还在网上给人代发作品。上大学后，她想学着做美妆博主，拍了几条视频后，效果不好，只能把号注销了。她人缘还不错，一到盛华学院就竞选上了班长。她坦诚地说，自己就是想多做些事情，希望能在评奖评优的时候有加分。讲到这些，陶金锁没什么情绪波澜，有时还会把自己逗乐。

　　龙度勋告诉我，他们招收的学生95%来自贵州省内，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过去这些年，学校的学费从来没涨过，一直是6500元/年，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这仍然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针对精准扶贫、农村家庭以及各类残障学生，学校制定了各种学费减免政策，其中三年学费全免的学生比例占到了30%～40%，每年有90%以上的学生都能拿到各种奖助学金。这样算下来，每年有40%～50%的学费以各种形式资助给了学生。

　　和外界的想象不同，盛华学院的办学经费其实是很紧张的，很多事情都要精打细算。龙度勋说，这些年，学校的运营经常是入不敷出，需要基金会拨款支持。前几年，省里的领导来考察，知晓了他们的难处，现场办公，让他们这家民办院校也享受到了一定的生均奖补政策。

　　龙度勋负责的工作主要是招生，最令他苦恼的问题莫过于没钱改善宿舍条件。他告诉我们，跟很多学校，尤其是城市里的那些新建校区相比，盛华学院的宿舍条件确实比较差，8人一间，没有独卫，洗澡要去公共澡堂。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年招生的时候，宿舍条件就成了不少考生的“劝退”因素。

　　陶金锁住在数字小镇的宿舍，那里的几栋宿舍楼是后建的，条件稍微好一些，6人一间，有独卫，坏处则是离学校比较远。陶金锁所在的班级叫电商与短视频运营创新班，这学期刚刚开始实训，她选的是直播项目。她每天要走15分钟到学校上课，中午吃完饭后又要走回小镇，一点半就要去项目上班，没时间回宿舍休息。

　　盛华来百鸟河办学的时候才30岁，在各种合照里咧着嘴笑，一副青涩的模样，如今他步入中年，更加胸有成竹。他是学校的副校长，但是我们每次见到他，都是在小镇上的一间有些杂乱的办公室里。他把头发剃得很短，黑黑瘦瘦，戴副眼镜，穿着很随意，牛仔裤搭T恤，看上去更像北上广深格子间里的IT男。开学的时候，他躲掉了学校很多仪式，在办公室里独自忙碌。在这里，他的另一个头衔是贵州梦动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梦动科技”）的CEO，一个数字经济行业的创业者。

　　一个校长是怎么变成CEO的？故事得回到2014年，那一年，国家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口号，全社会掀起一股创业热潮，似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以做点什么改变世界的事情。梦动科技就是在那股大潮中创立的，投资人也是王雪红夫妇，盛华负责牵头。他拿着1000多万元的投资，在母校北航旁边的量子银座大厦租了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那是在北京市海淀区的知春路上，租金最贵的时候，一平方米一天要付14块钱。一年半，他们就烧掉了700多万元，眼看就要撑不下去了。

　　因为身兼学校的职务，盛华当时还要经常在北京和贵州之间来回飞。既然在北京干不下去，不如就撤到贵州？这在当时还真不算天方夜谭。贵州省那时刚刚提出了发展大数据产业的全面计划，开始陆续有大型互联网企业把数据中心迁到了贵州——一种新的气候在那里渐渐形成。2014年，紧挨着贵阳的惠水县也行动起来，启动了百鸟河数字小镇建设，选址就离盛华学院一公里。不用说也知道，有深厚IT行业背景的盛华学院在其中要扮演关键角色。2015年，盛华下决心解散了北京的团队，退掉办公室，回到了百鸟河。到这一年的7月份，数字小镇落成，梦动科技成为第一批入驻的公司。

　　在这里，令人错乱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梦动科技那位接待了我们好多次的媒介总监，后来竟然出现在了学校老师的名单中；我们要找的学校教研室负责人不在教室办公室，平时都待在公司的工位上；还有挂着学校实训室牌子的机房里，学生们干的却是企业的项目，竟然还有保密要求，不能随便看。

　　梦动科技和盛华学院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即便我们是有备而来，也还是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困惑。盛华思考了片刻，说道，要理解这里面的关系，首先要记住一点，就是他们最大的教育创新是把真实的商业项目引入到了教学当中，而其他的一切都是围绕这个来展开的。盛华干脆抓过一个笔记本，在空白的地方写写画画了起来。“一边是校，一边是企，它们是两个实体，但又一脉相承，投资人都是王雪红。”他告诉我们，引进真实项目，就要签真实的商业合同，而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是没办法去签的。“所以我们构建了一个孪生性的商业实体，就叫梦动科技。孪生，要解决的是一个机制问题，一家生出两个孩子，一个是学校，一个是企业，这样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虽然也有分歧和摩擦，但至少目标是一致的，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不过，如今这种看似完美的校企孪生模式，并非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2014年梦动科技成立时，盛华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让学校的学生多一些参与项目的机会。至于到底怎么做，并不清楚。他们也尝试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在北京接单，交给学校来做，但公司那时候业务还没成型，这种合作并不稳定。2015年，盛华把公司带回百鸟河后，当时的团队只有十几个人，不少都是从学校里拉过来的老师。他们是从业务模型开始摸索的，一开始聚焦在互联网精准营销。

　　任庭芳就是那个时候被招进来的。她在大学学的是电子商务，2015年1月，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梦动科技，参与网络推广的工作。她给HTC卖过手机，后来还推广过VR和游戏设备。接下来几年，移动互联网创业进入爆发期，电商大战、百团大战、网约车大战不断上演，很多网站、App需要引流拉新，需要有人处理海量的物流、酒店订单，还有AI的兴起催生了大量的数据标注需求。梦动科技抓住了机会，开始壮大，后来逐渐形成了四大业务板块，分别为地理智能数据、互联网数据、本地生活数据和虚拟场景数据。要全部理解这些名词，对我这样的外行来说是真够费劲的。

　　在教学实训楼里，学生们戴着VR眼镜，学院开发了好几门应用VR技术的课程

　　不过，一开始只有少数老师和学生有机会参与到项目中。直到公司站稳脚跟后，盛华推动学校成立了项目班，采用项目驱动化教学，选这个班的同学有了更多参与项目的机会。这也给梦动科技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梦动科技如今除了230多位全职员工和几十个兼职人员，算上大三的岗位实习生和大二的实训生，可以同时调动几百号人。于是，一个正向循环形成——企业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可供学生选择的产教融合项目也不断丰富，反过来又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似乎对学校和企业是双赢。

　　盛华学院后来这种产教融合的场景被描述为18个字：“上课就是上班，老师就是经理，业绩就是成绩。”这说起来很简单，背后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盛华说，要做到真正的产教融合，核心是三个层面的突破。“第一，要从以院校为中心转变为以企业为主导，但现实是大部分院校是趋于保守的，担心风险，不会同意让企业来主导。第二，过去学校里基本都是在讲课，现在要以生产实践为重点，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接受。第三，原来学校都是以班级建制为管理单元，学生从进校到毕业都在一个班级，但我们现在每学期要重新分一次班。光这个事情，可能很多学校都受不了，觉得太麻烦，不如去参加职业技能大赛来得实惠。”

　　但见到胡庆之前，我已经从不止一位老师口中听闻了她在校时创下的“奇迹”。那是她大二下学期进入梦动科技实习的第一个月，月底结算工资，她拿到了45800元，整个公司都传开了。发工资那天，胡庆给家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弟弟每个人转了2000元的红包。“我妈当时还担心地问我是不是进传销组织了，做什么收入这么高？”

　　胡庆当时做的项目是给电商网站亚马逊做卖家招募，CQ9电子这个项目是梦动科技2018年拿下的，按照签单量拿提成。其实实习之前，她以实训生的身份已经在项目组待了一年。在她大一下学期的时候，专业要重新分为学习班和产业融合班（也就是项目班）。电子商务专业的胡庆选了后者。她自认为是那种不太喜欢老待在课堂里的学生。“大学如果天天上课，不进行实践肯定不行。要是你读的是‘211’以上的学校，可能还不一样，但我们大专生，肯定不能光学理论。”电子商务专业当时有300多名学生，产教融合班进了70多人。

　　胡庆被分在任庭芳负责的互联网事业部下面的私域营销组，上午上课，下午来岗位上班。他们要加入各种微信群、QQ群（公域流量），从里面寻找、识别出有出海意向的卖家，引导他们进驻到平台上。胡庆说，有的卖家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到海外去，但不知道怎么入手，这时候就需要他们提供帮助。“其实说难也不难，但要获取一个陌生人的信任并不容易。”刚进项目的时候，胡庆19岁，打交道的人里包括公司老板、运营经理、主管，还有普通的员工。“你会遇到形形的人，有时候会被辱骂，还有的人觉得你是骗子，举报你的账号，你都要学会应付。”她觉得自己运气不错，进项目第四天就成交了一单。当时刚好有人在群里问怎么在亚马逊上开店，胡庆跟他介绍了几分钟，这一单就成了。这让她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能做好这件事情。

　　“私域营销有时候讲运气，但最终还是靠积累和努力。”胡庆在项目上的第一年，有时凌晨两三点还在手机上发帖子、回消息。实训期间，她每个月的收入已经有两三千元，加上学校的奖助学金，她从此没再找家里要过钱，实现了经济独立。到全职实习阶段，她的月收入稳定在一万元左右，逢年过节还能给爸爸妈妈买礼物。2021年毕业后，她留在梦动科技，后来担任私域营销组的主管，带着学弟学妹们做项目。

　　胡庆说，刚进校的时候，其实有些学长学姐对产教融合的怨气挺大，觉得在项目上是浪费时间。她们一个寝室8个同学，后来也有两三个人比较反感去上班。但胡庆却很快适应了小镇那边的节奏。“那时候觉得很充实，上午上完课，下午来小镇坐着上班，还有学长学姐教你办公的技能，能学到蛮多东西的。”

　　这两年，原来的项目班被升级成了创新班。在盛华的推动下，一个更加精细的管理体系正在推行。去年，学校还在互联网营销学院、数字媒体学院、财会金融学院的基础上整合成立了新的数字经济学部，学部下分为四大专业群，分别是互联网营销、大数据、数字媒体、财会金融。

　　杨恩亚是数字经济学部负责教务管理工作的老师，她最了解这套新体系的运作方式。“首先是分岗，比如互联网营销专业群，我们设置了新媒体营销岗、电商和短视频运营岗。因为根据我们的调研，包括对往届毕业生的调查，这两类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量比较大，我们的学生从事得比较多。”杨恩亚告诉我，分岗之后是分层，不看成绩，主要根据学生自己的意愿。“选创新班的学生积极程度一定是最高的，愿意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之外的一些额外的教学内容，以及企业的岗位培训、实践。实践班次之。标准班就是完全按照我们的人培方案来进行，里面也有实践内容，但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最少，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相比之下，创新班会延长到一个学期。第一个学期过后，会再进行一次分班，如果他们还是愿意留在创新班，可以继续留，如果他想退到实践班或者标准班，也可以退。”杨恩亚说，从2022级的学生来看，选择退班的学生很少。

　　即使选择了创新班，也不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做项目的，而是在三年的时间里，分阶段释放给学生。盛华把这些项目分为几类：一种是职业素养类，主要锻炼的是学生的数字化办公能力和表达、沟通等软能力；一种是职业技能类，和专业能力强关联，比如互联网数据采集制作、短视频制作、3D建模等；还有一类是师生综合集成类，比如VR系统的开发、全景内容的制作等，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参加。

　　这一套产教融合体系，最核心的角色就是老师，而且盛华学院需要的是一批有实操能力的“双师”。1991年生的梁正云就是一个代表，他从贵州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到地方电视台工作了一年多，2015年9月入职盛华学院。他现在是盛华学院的专业老师，也是梦动科技的项目经理。他在学院的课程包括营销策划、会展策划、广告文案等。到企业里，他每年还要做几个大的商业项目。

　　当初面试的时候，盛华就告诉梁正云，学校在搞产教融合，老师要能产能教。这意味他没办法做一个朝九晚五、安安稳稳的大学老师了。但梁正云还是来了，上了半个月的课，就开始去企业参与项目，一开始是在企划部做文案策划，工作并不复杂。他第一次担当项目经理是在2017年。当时公司承接了一个数字化会展项目，他作为负责人带着几个老师和实习生去贵州六盘水驻场。

　　这个项目几乎让梁正云脱了层皮。驻场的两三个月里，不断有麻烦找上门来。比如一开始，他们给会展做了个门头，但尺寸比较小，领导到现场看了不太满意。梁正云只好花了十多万元重新做了一个。“离得远，加上经验不足，做事畏手畏脚，瞻前顾后，导致很多东西后面要花更多的精力去补救。最后政府的、主办方的、供应商的压力都汇集到我这里。客户甚至直接打电话给盛校，说你们要不要换个人来。”有一天晚上，梁正云给盛华打电话汇报情况，讲着讲着，两个大男人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忙活了两三个月，项目结束一算，就挣了几千块钱，等于亏本。但事后想起来，梁正云却很感激这个项目，说那种高压环境让人脱胎换骨，后来再遇到这样的项目，他就有底气了。回到学校，这些经历也成了他会展策划课上的教学案例。相比课本上的几定义、几要素，同学们显然对这些干货更感兴趣。“办一场会展，看着简单，其实是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策划、做预算到执行，包括后期的催款等，每个环节都可能踩坑。”梁正云会把自己做过的项目资料，比如策划方案、总结报告、书面请示等，拿到课堂上展示，让同学们去分析、组成小组来练习。“比如你要做一份预算，我这个门头怎么搭建、需要哪些材料，或者我要做一个广告牌，面积需要多大、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价格会怎么变化，这些你都要清楚。因为到了执行中，你要和不同的合作伙伴打交道，要跟他们谈价格，对方还可能会拖欠你的货款。我在六盘水那次直接被供应商抵在墙角谈判。这些情况你怎么处理，都是将来会遇到的问题。”

　　盛华说，现在很多地方谈的“双师”是有几个不同的证，但他们要的双师，是要像梁正云这样真正有项目实操能力的。作为回报，他们的平均薪资也比一般老师要高出一半以上。“这样的老师不多。我们建校以来，在数字经济学部80多个老师中，有21个老师能够线%。假设我们到全中国的院校找100个老师来，估计也只有10%左右。按照公办院校的标准，肯定要低于10%。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老师要追求学历，很多人都是从学校到学校。”

　　学生大量参与到企业项目中，还会带来一些棘手的问题。“传统的教学计划，需要固定的场所和时间，一旦确定，基本就不允许改了。但企业的项目是动态的，会随时变动，比如有的项目临时需要某一个上午或者某一周加班，安排好的课程就要临时调整，有的课要补，有的要重新排，教学计划也会被打乱。”杨恩亚说，这种冲突每学期总会发生那么几次，增加了老师们的工作量，起初大家是有怨言的，但后来也慢慢接受了。

　　去年，梁正云还接了一个数字村寨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他从竞标开始全程负责的，项目金额有500多万，在四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要去黔南州的不同村寨里采集拍摄，然后回来制作。这里面分成全景拍摄、录音、文案等不同工种，需要大家分成小组去完成。每个组有两个专职老师负责，加上五六个来自数字媒体和新媒体相关专业的同学，前后参与者多达50多人。

　　“小组里的老师也要干活，而且要会干活。你不能光在旁边指挥学生无人机要怎么飞怎么拍，你也得自己上。我们到下面村里去飞无人机，炸机就炸了两台，挂到树上了，又去请附近的村民爬上去把‘尸体’捞回来。所以，我们还要学会和当地村民打交道。虽然很多学生是农村来的，但人情世故都要学。”梁正云说，每个小组是一个团队，不可避免会发生摩擦、矛盾。“有的小组成员之间互相不配合，你觉得我不认真，我觉得你不认真，互相吐槽。但你不可能还是把自己当成学生，找老师告一状或者撂挑子不干了。问题如果严重影响到了工作，我们作为老师就要介入，分析怎么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地吵架。”

　　真实项目，就意味着不是在学校课堂做模拟训练，而是要出活，是有交付标准的。“每个项目都有时间表，什么时间完成什么事情，客户都会催。要是今天下了一天雨，你休息了一天，进度延后了，怎么办？你就得加班加点去拍，想办法把进度补回来。”梁正云有时候会刻意把压力释放给各个小组。这时候，他不仅是项目负责人，也在扮演教育者的角色。“有些压力，我当然也可以顶住，不跟大家讲，但我们作为老师，有时候也要让同学来锻炼抗压能力。”最后项目结束，梁正云发现，极少有因为受不了压力而中途退出的学生。等他们毕业后，这些项目也成为他们简历上最加分的内容，经常有企业的HR打电话来找梁正云做背调。

　　对学生们来说，这也是一个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梁正云告诉我，项目跟课堂不一样，维度更多更复杂，“有一种同学是课堂上迷迷糊糊，不太认真，但到了项目里面就非常活跃，很擅长跟人打交道，或者动手能力很强，身上优点就会凸显出来。”胡庆也发现，在项目里跟在真实的职场世界一样，要经常面对竞争的关系。“大家都是一个起跑线，但有人成长快，有人就比较慢，有的坚持不下来，有的兴趣不太大。我们以前还会发生抢单的事情，比如两个人都联系上了同一个卖家，这时候公司和老师是不会介入的，就看你的沟通能力，看你能给客户提供什么服务。我觉得这是良性的竞争，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凭自己的本事说话。”

　　盛华学院产教融合的模式最早引起外界关注，是因为几篇关于数据标注员的报道。2015年前后，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梦动科技开始承接数据标注类业务。在贵州的大山里，职校学生是怎么给互联网大厂提供数据标注服务的，这个现象引起了一些媒体的关注。在一次采访中，盛华在一篇报道中提出了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的说法，很多人觉得挺新奇，后来便在业内传开了。

　　如今，数据标注仍然是梦动科技重要的业务之一。在数字小镇的一间实训室，我们能看到有几十名学生正在电脑上操作着鼠标，帮某个自动驾驶软件分辨出路上的行人和各种障碍物。在很多人印象中，他们和电子厂流水线的工人似乎没有本质区别，做的都是低端重复劳动。但盛华不这么看，他觉得现在应该把人工智能的“人工”改为“人功”，功夫的“功”。“以前最简单的叫作2D标注，包括拉框、打点等；后来是3D点云制作，2D、3D融合。地图也从传统地图到了高精地图，里面需要掌握的技能更多了。学生从初级的标注员做起，到中级、高级，一部分人也可以慢慢转去做管理。”

　　平台开发部负责人赵杰，也是学校数据生成处理教研室的老师。2012年，赵杰从四川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做系统和网站开发的公司干了四年。2016年底，他加入盛华学院后，一个以前端开发为方向的实验班。但因为系统开发需要较强的编程能力，他们要优化很多课程，甚至要为此给这些高职学生重新开数学课，试了一段时间，只好放弃了。近几年，随着高精地图、自动驾驶等技术的普及，地理空间制作类的项目越来越多。“这种项目不像搞系统开发那么难，比数据标注的能力要求又高一些，比较适合愿意继续往前走的学生。”所以，他们教研室今年又招了一些懂测绘的老师，还跟一家头部测绘公司合作，正在研发新的课程，今后要植入到教学和实训当中。

　　在推行产教融合的过程中，盛华还要经常处理学生内部的舆情问题。“比如有的学生会抱怨投诉，觉得自己做的项目太低级了，学不到东西。有的学生说到寒暑假了，你为什么不放假。还有的学生在项目里被企业派来的主管骂了，都会跑来投诉。”盛华说，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要尊重人性，寻找到平衡点。“像职业素养类的项目，过去是自愿参加，但从2021级开始，我们要求学生百分百全覆盖。我们就尝试过15～75天不同的做法，一般来讲30天学生基本可以接受，超过30天就会有抱怨，那我们就把项目周期限制在30天以内。”

　　但是，校企如此深度融合，有没有可能滑向另一重危险的境地——校企共谋，一起从学生身上榨取利益？这些年在各地职业院校中，这样的事情确实屡屡发生，也加深了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偏见。

　　“我们制定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或底线，就是在校企合作之中，作为企业一方，永远不能去分学校的学费。”盛华向我解释道，一旦分了学费，校企合作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学校把学生送到你企业这边，你提供了师资和实训资源，然后向学校收取费用。本质上是一种教学交付，而不是生产付。”但这是很多地方的校企合作在干的事情，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学生的教育成本不断提高。“而且，盛华学院在贵州省乃至全国的民办高职院校当中，学费都是最低的，自己正常运行都不够，我们也不可能再去跟企业分学费。”

　　与此同时，他们还画了另一条红线，就是学校不能参与项目的分配。换句话说，只有胡庆和梁正云这些项目里的学生和老师才能获得收入。“学校一旦参与分配，也有很多问题冒出来。你是不是压榨了学生？是不是把学生当成了所谓的廉价劳动力？”盛华说。

　　尽管在制度上层层设防，但并未杜绝猜疑的声音。每年，学校背后的基金会都会派出稽核部门对学校办学进行例行稽查。盛华说，稽核部门这些年对他们搞的这套产教融合模式一直存在疑虑——他们会担心，企业是不是在占学校的便宜。盛华用自己的办公室举例：“我现在用的这台电脑还有办公桌是学校出资买的，属于学校资产，但这间办公室的租金是企业付的。我今天坐在这里办公，有时在干学校的事情，有时在做企业的事情，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企业经营要是不好那就算了，要是赚钱了，就有很尖锐的问题冒出来。人家就可能怀疑你有没有拿我买的电脑去给企业挣钱，这个钱为什么不跟学校分？”盛华认为，这样的质疑也很正常，但这也会在他们试图推动一些决策的时候形成内部阻力。在采访期间，盛华正在忙着和学校签订新的校企合作协议。他代表梦动科技，与代表学校的孙伟等人正在就协议内容进行反复沟通。“两边要谈各自的认知、诉求，各自的风险，条款要一条条地过。”

　　盛华常常说盛华学院的产教融合模式是“天时地利人和”造就的。“‘天时’，就是如果没有整个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我们这种产教融合的形式。因为数字经济的特征是可以打破地域限制，远程办公，这样，落后地区才有机会加入到这个产业中来。‘地利’是贵州省在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时给了很多产业政策的支持。‘人和’则是我们有一个这样紧密合作的团队，很多问题可以协商沟通。”

　　但是，如果把“宝”都押在梦动科技这一家公司身上，如果其经营遭遇大的波动，教育该怎么办呢？盛华从容地回答道：“从宏观的层面看，数字经济起码在10年或者20年的周期里，是继续往前走的，也是国家鼓励的方向。从企业来看，我们的鸡蛋也不是放在一个篮子里。现在我们有6～8类项目，客户也很分散，有结构性的抗风险能力。这就好比一张桌子有6条腿，突然断了一两条，还能够撑得住。而且一旦出现问题，我相信企业的调整能力和速度远比学校快得多。”

　　小木屋最大的一间房是中间的琴房，那里也是排练室。人聚齐的那天，是今年9月5日的下午，周英培送来看他的父母去贵阳后，匆匆赶了回来。其他人都在琴房等着他。开学快一周了，等军训完，小木屋前要举办一场新生草坪音乐会，这几天，乐队正在选曲目，排练也得抓紧了。周英培是乐队的队长兼鼓手，在架子鼓前坐定后，手和脚就控制不住地动起来。等其他成员摆好乐器，站在一旁的张老师给了一个和声，演奏就开始了。他们玩的是爵士乐，讲究自由、即兴，鼓、萨克斯加上贝司、电吉他和键盘的声音，让人不自觉地打起了拍子。

　　周英培手里的鼓棒快速落在不同的鼓面上，他看不见，但总能找到准确的落点。盲人残疾证分为四个等级，他属于一级，全盲。站在他旁边的是电吉他手石华明和萨克斯手秦德义，他们也是一级全盲。二级视障是仅存光感，能分得清白天和黑夜。贝司手张航和键盘手安琪都是三级，有一点残余的视力。他们五个都是盛华学院盲人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毕业后仍然留在学校，一起组成了这支盲人爵士乐队。

　　安琪的家在安徽滁州，她是音乐专业为数不多的女生，从小学钢琴，在乐队担任键盘手

　　排练间隙，张老师叮嘱了好几遍，说新生刚入学校还不太了解情况，这两周全盲的同学最好带着盲杖，免得跟他们冲撞了。张老师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也是盲人音乐学院“唯二”的老师——他还有一个年轻的助教。第一次在小木屋见面的时候，张老师就提出，他只是这里的一名志愿者，希望报道里不要写自己的名字，要写就写张老师。他看着五六十岁的样子，头发留长，往后梳着。我们觉得遇到了个怪老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张老师在小木屋已经待了7年。他是2016年盲人音乐学院开办的时候来的。这个学院的诞生有各种机缘巧合。盛华学院当时有另一所招收盲人学生的盲人学院，几个喜欢音乐的学生自己组了一个乐队，叫作光明天使乐队，后来贵阳有个志愿者定期来给他们上上课。经过这名志愿者的牵线年，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帮老师也来了盛华学院，他们和校长孙伟一商量，决定一起办个盲人音乐学院，给那些喜欢音乐的盲人学生开一条新的路。

　　2016年9月，小木屋在河边建好了，盲人音乐学院正式成立，开的专业叫现代流行音乐专业。在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的推荐下，张老师就到了学校，成为实际负责的老师。他是学作曲的，懂指挥，萨克斯水平也很高。来学校之前，他没交过一个盲人朋友，怎么办一个盲人音乐专业，完全没经验。当时在国内的大学里，也只有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极少数几个高校的音乐专业接纳盲人学生。

　　招生的时候，张老师就发现，健全学生学音乐大多是从四五岁开始，一步步提升，到18岁再去考音乐学院，但盲人学生之前大多散落在社会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很少有人经过系统的训练，大多都是野路子。

　　周英培就是典型。他就是第一届来报考的学生，他记得特别清楚，面试那天是在学校的学术报告厅里，总共来了十来个考生。“我看外面有吹萨克斯的、弹吉他的、弹钢琴的，还有吹小号的，像模像样，卧虎藏龙。我说这完了，没戏了。”周英培嘻嘻哈哈地回忆道，他喜欢音乐，但平时都是瞎玩，到他上去的时候，他说自己打过鼓。张老师看旁边也没鼓，就搬了张桌子往他前面一放，让他打桌子。周英培吓傻了：“这怎么打？”张老师就催促他：“你就随便拍，想到什么拍什么。”周英培只好硬着头皮在桌子上哒哒哒一顿乱拍。拍完了，张老师说：“好了，我知道了，下一个。”

　　石华明考完之后也觉得自己希望不大，回家忐忑地等了一段时间。他家是贵阳清镇市农村的，1989年出生，20岁那年因为生了一次重病，丧失视力。那时候他在贵州大学生物科学专业读大二，学校只好劝退了他。石华明消沉了几年，甚至有过极端的念头。他考虑过去学算命，学按摩，后来还是不甘心，就去贵阳找了一个老师开始学吉他。两三年后，盲人音乐学院发布招生信息，他立刻报了名。

　　乐队五名固定成员到齐后，在琴房开始排练，打鼓的是周英培，萨克斯手叫秦德义，居中的是贝司张航

　　盲人音乐学院第一届招了10名学生，周英培和石华明都被顺利录取，他们成了室友。周英培个子小，平时大大咧咧，喜欢开玩笑，他是1996年出生的，比石华明小几岁，但从小就是孩子王，性格乐天，笑声很容易感染周围人。周英培家在湖北十堰，小时候在普通学校，当时视力虽然已经很差，但把书凑到跟前勉强还能看得见。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医生诊断说是视网膜脱落，治不好。周英培说：“有时候确实别人会说些闲言碎语，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那么一点点伤害。但我总体还是挺开朗的，现在我就更无所谓了。”

　　盲人音乐学院目前在校的学生是13个人，加上两个老师，总共15人。过去7年，它都是全校最小的学院，如果只看招生情况，它可能早就被取消了。但它还是坚持了下来。这十几个学生，每个人学的乐器都不一样，对教学是个挺大的挑战，偶尔有些志愿者来帮忙，但更多的时候还是靠他们自己。不愿意凸显自己的张老师，是维持这一切的核心人物。盲人学生学乐器最大的劣势就是不能直接看谱。张老师介绍说，之前有个出版社说可以帮他们出一些盲文乐谱，但大家一琢磨，用盲文乐谱教学，三年的内容可能五年都上不完。这肯定行不通。最后，他们只能靠听和记的方式去学，每一个、每一支曲子、每一首歌，都必须记住，熟练地背出来，然后大家才能一起演奏。

　　盲人学院的学生每晚在这里轮流值班，六人一组，从7点半到9点半，平常来的人一般不多，黄皓杰也没见过今天这阵仗。他是盲人学院康复治疗专业大二的学生，1997年出生，广东潮汕人。他是在高中的时候失明的，后来去按摩院打工，跟着师傅学手艺，一天要工作十多个小时，晚上还要熬夜。去年，他就考进了盛华学院。

　　过了一会儿，饶舞林也过来了。有的学生喊她饶院，嘴更甜的喊她“饶妈”。她是盲人学院的院长，今年已经60多岁，说话还是铿锵有力，远远就能听见。她叮嘱值班的同学，门口的台子上不要堆放杂物，还让他们有空去学校里摘些花草，找个玻璃瓶插上去，自己装饰一下实训室。来这里按摩是要收费的，明码标价，45分钟收20元，还有刮痧、艾灸、拔罐等服务，也收20元。按摩收费，最早是副校长杨绍先提出来的，他说，“想按摩就自己付费，不要人请”。谁服务的，钱就谁收。但每个人要给班级贡献15个实训钟，用于采购按摩巾、酒精、手套等用品。

　　今年，盲人学院招了80多名新生，报到的日子和其他学院在同一天。但到了这天，校园里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很多盲人被搀扶着的画面。饶舞林说，每年迎新，他们把各个接站点的信息发给新生，怎么来全靠他们自己，而且她要求老师和志愿者不要搀扶，最多引他们上下车。等他们到了学校，在迎新点的帐篷那里领完材料，旁边有老生带着几个新生去学校一起转两圈，熟悉一下环境。

　　“我们很多地方凡是组织盲人去参加什么活动，都是要求一比一的陪护。如果我要找你来开会，相当于要给两个人报销，凭空就增加一倍的费用，而且安排起来很麻烦。”饶舞林说，有时候，这些安排其实是健全人出于自己对盲人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事情做不好。她当年到盛华学院后，学校领导也问她，招这么多盲人学生进来，要不要修盲道。她的建议是，不修。“我说那盲道是修给健全人看的，这个学校就这么巴掌大一点地方，我们的盲人学生来了，最多不超过一个星期，就全部熟悉了。如果他连这点能力都没有，他就不要来读大学了。”

　　来盛华学院之前，饶舞林在贵阳市盲聋哑学校校长任上已经干了10年，领导体恤她辛苦，允许她提前退休。2011年，工作还没交接完，她作为受邀嘉宾去参加了盛华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那时候盲人学院从外面已经请了两任院长，但都只待了一两个月就辞职了，院长的职位空缺下来。用饶舞林自己的话说，她这时来就等于“自投罗网”。最后是在孙伟等人的请求之下，她接过了院长一职。

　　盛华学院作为一所普通民办高职来开办盲人学院，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最早的缘起是一个叫杨福梅的美籍华人的推动，她做过跨国IT巨头的高管，后来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发起了一只基金——光明天使基金，这是一个民间资助盲人教育的专项基金。杨福梅和孙伟认识后，决定出资帮助盛华学院开办盲人学院。而且他们一开始就想给盲人提供非按摩行业的职业选择。当时，杨福梅在北京做了一家呼叫中心，招收盲人线年，盲人学院成立第一年，先招收了一个高考补习班，一年后正式招生，当时的专业就叫中英文电子文秘专业，也是为了培养话务员的。

　　现在在盲人学院担任行政助理、教学秘书的罗强，就是盲人学院招的第一届学生。从盲校毕业后，他听说贵州这边刚办了一所收盲人的大学，而且全免费，2011年8月，他从云南昆明坐火车到了贵阳，然后坐大巴到了百鸟河。那时候，学校的楼虽然修好了，但绿化还没完工，校园里到处都是土，逛一圈鞋上全是泥。他是和几个同学一起来的，但有对母子当天晚上就拿着行李走了。罗强则心想，“反正都看不到了，你也图不了我什么，就先待下来看看”。

　　罗强属于低视力视障者，在大学期间，英语、计算机课程都学得很好，还上了秘书实务、人际关系的课程。毕业前夕，学院送了10个人去北京实习，但一个学期后，这批同学一个也没留下，都回来了。“盲人做话务员，在当时还是有些障碍，比如连线的时候要操作一些设备，特别对于全盲的同学，还需要有人提供协助，而且当时话务员的收入也不高，远在北京，来回也不方便。”毕业后，罗强重拾老本行，去了贵阳一家按摩医院。干了小一年，学院叫他回来帮着带带计算机课。后来，他就成了盲人学院第一位视障教师。

　　周英培其实也是从中英文电子文秘专业毕业的，他比罗强低一届，是2013级。他报考的时候也知道这个专业不好就业，但他想学英语，后来他还专门跑到重庆去考过雅思，据说用的是从英国专门定制的盲文卷。他考了6分，但对他找工作也没什么帮助。所以他接着又转考了音乐学院，继续“赖”在了学校。中英文电子文秘专业最终只招了罗强和周英培这两届学生，后面报考的人很少，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终于停办。饶舞林说，在盛华学院，关停并转的学院已经不下5个，比如酒店管理学院、会计学院、茶学院等，盲人学院那时也走到了存亡边缘。

　　饶舞林从教这么多年，风风火火，精力旺盛，总有股不认输的蛮劲。之前被调到民族中学做校长，后来又转到盲聋哑学校做校长，每次都是被“发配”去救火，但最后都证明了自己。饶舞林告诉校长孙伟，盲人学院不能放弃，应该接着开办康复治疗专业（针灸推拿方向），至少能帮学生就业。2014年，盲人学院招生的专业就换成了这个。饶舞林动用了自己在特殊教育领域的很多资源，带着老师们去找人、找钱，最后才算让康复治疗专业站稳了脚跟。

　　盲人学院的学生大多是通过单考单招进来的，年龄跨度大，背景经历也复杂。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后天失明的，这部分人普遍没学过盲文。还有一部分是低视力，从小在普通学校跟着读，也没学过盲文。只有20%左右的人是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的，学过盲文。另一方面，学院的老师里面，有的是从医院过来的，有的是从大学来的，有的自学过一点盲文，有的根本不会。大家都聚到一个班上，教学怎么开展就成了问题。而且，康复治疗专业属于医学类专业，开设了很多中西医理论基础课。最后，饶舞林他们的办法是在每个盲人学生进校的时候发一台笔记本电脑，给他们开计算机课，教他们使用读屏软件，然后把教材和教学资料的电子稿都发到大家的电脑上。实训课跟着老师练，理论课就用读和听的方式去学，考试也在计算机上完成。这样教下来，效率就高了很多。

　　江姣和罗光祖都是康复治疗专业2014年招的第一届学生。他们现在在贵阳市开了一家叫作棉花糖的连锁推拿馆，已经有3家店，前几个月还在云岩区的万达广场里开了第一家商场店。我们就是在那里见到这对情侣合伙人的。江姣有一张鹅蛋脸，擅长表达，罗光祖则安静地陪在旁边，偶尔补充几句。他们相差10岁，但经历类似，都是后天失明的。江姣是12岁确诊青光眼，坚持上到了大学，罗光祖则是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失去的视力。

　　棉花糖推拿馆是他们在疫情期间启动的一个创业项目。把盲人按摩开到商城里，在贵阳还是挺新鲜的一件事情，很多人路过的时候都会好奇地打量一下里面。江姣的店装修花了一番心思，用的粉色调，看上去很温馨，店里的员工80%以上都出自盛华学院，他们有自己的休息室，工作时间也比外面短。江姣在校期间就是有名的学霸。在2017年全国统一盲人执业医师资（盲医考）中，她理论考了99分，技能考了98分，在西部考区中，这个成绩至今无人超越。盲人按摩有保健和治疗之分，凭借盲医考的成绩，江姣应该可以轻松进入公立的按摩医院，拿到编制，一辈子安安稳稳。但她不甘心于此，毕业后这些年一直都在折腾创业。饶舞林看在眼里，说他们不容易。

　　江姣告诉我，他们早些年看到过一组数据，说中国有近2000万视障者，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能够线%都从事按摩。按摩行业给盲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就业渠道，但似乎也框定了他们的人生。江姣和罗光祖都希望能为此做些改变。他们开发过一个帮助盲人求职的互联网招聘平台，叫作追光助盲，试图以此推动盲人的多元化就业。但市场反响不好。他们后来又自己去做过无障碍测试员，在线上教课，还接触过小说播讲、手心咖啡等行业。但他们发现，“与其花精力去开拓一个新的行业，我们能不能先提高已有行业的盲人工作环境、社会地位、生活品质。等我们有能力后，再去开拓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才有了今天的棉花糖。”

　　在学校里，老师们也在做新的尝试。何海出身于贵阳的中医世家，去美国工作、从教多年，前两年因为疫情的阻隔，他被迫留在国内，有朋友就推荐他来了盛华学院。一开始以为是做志愿者，教着教着，他成了全职的专业老师。他每天上课前都会提前5分钟到，带着同学们一起站桩。他说，盲人学生很多身体都不太好，将来到了工作岗位，体力消耗大，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身体就吃不消，所以现在就应该养成锻炼的习惯。

　　同学们在何海的课堂上很活泼，他也经常教他们一些潮流的东西，比如日式指压、泰式按摩、芳香疗法等。前几天，何海刚刚去了一趟深圳，参加一个日式拉伸的培训。“传统的盲人按摩都是静态按摩，客人趴下来，按完了起身走人。但现在很多人有去健身房的习惯，容易有运动损伤的问题，需要有人给他拉筋，放松肌肉、骨骼。我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让盲人按摩从静态到动静结合，将来如果他们去就业，或者自己开店，可能就用得着。”何海说，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就是出去实习或者毕业的学生告诉他，工作的时候又用到了哪些他课上教的理论和手法。他手机上保留了大量这样的对话截图。

　　如果只看就业率，盲人学院其实是盛华学院就业最好的学院之一。康复治疗专业从2014年正式开始招生到现在，已经面向全国25个省市招收了500多名盲人学生，实现了96%以上的就业率。前几年，学校做的一份调查显示，所有就业的盲人毕业生，年收入都达到了5万元以上。饶舞林还说，按摩行业的流动性高，他们很多毕业生都去了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因为那边工作时间短，工资高，一个月拿个七八千很容易，手法好的收入过万也不成问题。很多同学的愿望，就是想赚了钱回来自己开一家推拿馆。但有个普遍的问题是，这种个体店的经营模式很传统，开在街角旮旯里，环境比较差。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以及各种足疗、养生会馆的出现，他们的生存状况并不好。所以，2019年，饶舞林和贵州省残联一起组建了贵州盛华盲人推拿联盟，由学校来负责筹资，给学员毕业生开的店提供资助，钱并不多，但可以让他们形成统一的品牌，提高经营水平。联盟的第一批会员店是11家，到今年已经增加到了45家，还有些企业希望能投资他们。

　　饶舞林感叹地说，自己搞盲人教育已经23年了，“以我的体会，我们社会的政策是到位的，要求大家多关注，盲人群体也是有就业能力的，但是大部分单位还是排斥。为什么？你接收了盲人，首先就要有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毕竟他眼睛不方便，万一没做好，好心成了坏事。我去过北欧，他们的盲人就业条件就非常好，国家什么都给你想到了，你就直接去做就行了，没有后顾之忧。我们还没发展到那个地步，我憧憬着将来可以做到。”

　　陈昌海现在也在贵阳开推拿馆，但他最近做了一家音乐推拿概念店，号称是全国第一家，白天搞推拿，晚上变成小酒吧，请乐队搞演出。店就开在甲秀楼附近的一栋大厦里，在他们排练室的楼上，现在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即将开业。那天采访结束后，他拉着我们特地上去看了看，按摩床已经摆好了，工人还在弄吧台。陈昌海在一旁笑得很满意。

　　陈昌海就是当初那支光明天使乐队的创始队长。2012年，他和另外三个同学组建了这支乐队，乐器是赊回来的，音箱是学院挤的经费买的，排练就在按摩室。毕业后，乐队成员各奔东西。陈昌海身强体壮，2015年，他去了北京，封闭训练，准备参加残疾人运动会，但最后受了伤，只好回了贵阳。他重新又干起了按摩，一开始帮人按，后来自己开店。大概是平时做按摩太无聊了，陈昌海开始撺掇乐队的其他人，把乐队又组了起来，还取了个名字，叫折耳根乐队。陈昌海是队里的鼓手，周英培没事就来贵阳找他玩。陈昌海开玩笑说，周英培他们玩的是“阳春白雪”，我们这是“下里巴人”，但没关系，玩音乐能让人开心。

　　其实，小木屋里的“阳春白雪”处境也艰难。周英培、石华明等五个人毕业后是以志愿者助教的身份留在乐队，学校给他们免费提供宿舍，每个月还给他们一两千元的补贴，解决了他们基本的生活问题。但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周英培和石华明都有女朋友，是当初在学校认识的，都是会计学院的毕业生。将来到底怎么打算，这个问题逐渐摆在了他们面前。

　　盲人音乐学院从2016年至今总共招了27名学生。张老师告诉我，出去的毕业生，有一半是去了地方的残联，进入残疾人乐团或者做些义工义演，还有一些人回归了按摩行业。他倒不是太为此焦虑，因为即使是上海音乐学院这样的音乐院校毕业的健全人，最后能进到交响乐团，直接对口就业的也是少数。他现在整天所想的，仍然是怎么尽力提高大家的音乐水平。他很清楚，不管这群学生身上有什么特殊的标签，要继续在音乐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们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要达到更高的水准。

　　盲人学生虽然起步晚，学得慢，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秦德义是广西桂林人，1998年出生，家中独子。他在南宁上的特教学校。在那里，他玩过笛子、葫芦丝，也没有老师教。2017年，他考进了盲人音乐学院。他是张老师这几年发掘的最有天赋的一个苗子。“他对音乐的记忆能力，对声音的辨识能力，还有听音高的能力，绝不输给任何一个上海音乐学院或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这就是天赋。”进来后，张老师让秦德义学萨克斯。他是真正的零基础，之前甚至没碰过萨克斯。来后不久，张老师开车带着他去贵阳找一个老师上了一节课，教他怎么组装萨克斯，还有指法、气息等基础知识。刚学会怎么按，秦德义就自己随便吹起来，老师一听，也说这孩子天赋高。张老师满意地开着车带他回了学校。

　　秦德义这几年进步很快，乐队要排练的曲子，都是他先来听，记住，再把音高、告诉其他人。张航和秦德义在一个小木屋里，他告诉我：“张老师讲过，秦德义如果把所有东西全放下，踏踏实实练三年，至少能有演奏家百分之七八十的水平，关键是他不练。”秦德义扭了一下身子，不好意思地辩解说：“他是觉得我练得不够狠。”

　　张老师后来分析说，秦德义的心理年龄和音乐年龄都还小，贪玩，又是在一种特殊环境下长大，从小被保护，被关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还不完全。“他还需要去历练，去经受挫折，要真正认识到，人的生存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能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生存下去，更加不容易。”

　　张老师认为自己不擅长经营，也不愿意去拓展市场，但他对乐队的生存也很关心。之前，惠水县有家酒吧找过来，请乐队去做了场演出。大家想，这是个机会，如果能够形成定期的合作，乐队也能有个收入来源。但去演了一场，就没有下文了。乐队每次出去演奏，设备很多，到了酒吧，环境更复杂，磕磕碰碰，要有人帮忙搬乐器，有人领着走台。张老师说，酒吧经营者要考虑自己的收益，即使乐队的演奏水准不差，但毕竟都是盲人，演一场有很多额外的成本，第一次，人家会出于爱心买单，但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就不会了。张航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他补充道：“酒吧的曲量比较大，一天至少要演二三十首，每个月都要排新曲子。我们是靠耳朵听和脑子记，人家是iPad一打开，看着谱子就演了，这就是区别。”

　　前不久，他们还受邀去村BA演出了一场，来回花了三天时间，把大家累得够呛。不过，演出那天，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台下有成千上万人在呐喊、欢呼的场面。周英培告诉我，虽然看不见，但感觉还是挺嗨的，“要是有个专场就好了”。

　　在一天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去小木屋都能找到人。“练琴练累了就听听歌，听歌听累了就练练琴。有时候哪个人有了灵感，想玩个什么东西，大家伙就拿着东西到隔壁开始搞起来。”张航说，他们喜欢待在小木屋，有的人甚至放假也不愿意回去。盛华学院建在山里，海拔高，到冬天尤其冷，所以寒假放的时间很长。周英培记得，有一年放寒假，要走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不舍，想着可能两个多月碰不到琴房里的这些设备，掏出手机就发了一条很伤感的朋友圈。“写什么我忘了，就是那种无病的文字，但现在只要离开小木屋的时间长了，心里确实会很想念。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自己就是小木屋里的劳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