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韩强表示，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以培养国内法治人才为重点，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不足，需要加快推进涉外法治教育变革，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精通国际法、国别法的一流涉外法治人才。因此，要加强价值引领，培养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着力塑造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深厚的家国情怀；要完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涉外法学相关学科集群。整合多学科课程资源，打造适应涉外法治工作的课程体系。针对本科阶段和研究生阶段法学教育的特点，制定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同时聚焦涉外法治工作重点领域，开设知识产权、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家安全等跨学科课程；要优化实践课程设计，提升学生从事涉外法治工作的基本技能。加大实习实训课比重，改革实习实训课教学模式，灵活运用模拟法庭、模拟仲裁等教学形式，积极开拓校外资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单位应当积极地与实务部门和国际组织合作，建立实习实训基地；要强化外语教育教学，提升学生多语种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注重引导学生将外语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融入涉外法治工作中，进而引领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形塑国际新秩序；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专兼结合的涉外法治教师队伍。
樊楚楚认为，当前，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甚至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正在加速推进。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能源结构的转型也因此被按下了“快速键”。虽然我们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存在许多“卡脖子”难题。一方面，我国钢铁、石油、化工等传统行业比重较高，能源依然以煤炭为主，并且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另一方面，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力量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原创能力不足、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难题仍亟待破解。因此，加快构建生态环境科技创新体系迫在眉睫。首先，要加强政策引领，大力支持新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绿色技术创新。完善重大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首台（套）依托工程机制、容错以及标准、检测、认证等公共服务机制，推动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其次，要加大对能源领域科技创新的资金保障。在重点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领域的研究上，提供支持和资金上的倾斜，强化财税、金融等政策的供给，用以提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综合实力。再次，要重点培养科技创新领域人才。只有掌握人才方可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最后，要坚持生态领域的科技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轻对自然界的影响。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麻吉亮、周慧，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刘晓洁表示，目前县级在产业升级和优化结构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探索，积累了大量产业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为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未来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应从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在因地制宜上下功夫。可以根据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产业；也可以发展特色化、多样化的食品加工产业；还可以以弘扬特色文化和传承特色技艺为方向，发展乡村戏剧曲艺、陶艺等文化和传统工艺产业。二是要在优化空间布局上下功夫。优化县域产业的空间布局，形成重点产业和龙头企业向园区集中，中小微企业向中心镇集聚，乡村作坊和家庭工场向重点村汇聚的发展格局。三是要在技术创新上下功夫。以突破县域发展的技术瓶颈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创新成果在县域内产业化发展。四是要在品牌培育上下功夫。根据县域地区的资源禀赋、文化特色和经济基础等，明确品牌的定位和核心价值，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孵化企业品牌，创建产品品牌。五是要在优化环境上下功夫。县级政府要建立高效、便捷、规范的政务服务体系，加强创新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六要在培育主体上下功夫。培育一批扎根乡村、服务农业、带动农民的返乡、入乡、在乡创新创业群体。通过多种方式提供精准服务，为农村创业人员提供创业项目、技术要点等指导服务。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姚乐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谢楠认为，当前，随着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围绕数字贸易规则的争论日趋激烈。在全球化进程受阻的背景下，建立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正当其时。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一方面要立足比较优势，构建话语关键领域。另一方面要着力于消除数字鸿沟，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均衡发展，保护后发经济体的利益，共享数字发展红利。还要推动全球价值链延伸，推动企业跨境流动。应在开放融通中促成全球的高效治理。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加强全球经济的开放、沟通、融合，在包容普惠中促进公平治理。应积极表达国际数字贸易规则诉求，建构协同多方、公正有效的全球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结合中国国情形成中国方案，在全球规则变革中发挥大国作用。应全面研究各方诉求，分析诉求依据，研判诉求变化的可能性。重点对本地化要求、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内容审查、市场准入限制、知识产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六大方向作出系统性分析。深入研究全球态势，加大和国际高标准规则的对接力度。应在统筹战略定位、产业发展、安全维护上，明确我国的数字贸易规则立场，并提出具有说服力的国际规则主张。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
坚持“以我为主”，多措并举建立和强化多元协同供应体系，增强持续稳定供应的能力；完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和强度的双向管控，全面实施能源资源节约战略，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要想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既要立足于中国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回答好中国之问；又要拓展世界眼光、洞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回答好世界之问。
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传统产业带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及高水平供求动态平衡的加快实现提供了新思路。
所谓网络意识形态，是指多元主体在互联网空间映现社会关系而形成的认知系统，借助网络工具得以呈现于网络空间的观念的上层建筑，其形成、呈现和发展依然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一定条件下对现实实践具有反作用。